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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桑，诗人、译者、学者，著诗集《赋形者》、评论集《隔渊望着人们》《始于一次分神》，译有洛威尔、奥登、辛波斯卡等人诗集和随笔集，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。

李伟长，供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写评论和阅读随笔，著有《珀金斯的帽子》《人世间多是辜负》《未被摧毁的生活》。

诵读篇目：

 一、《大海，全是水，仍然把雨承受下来》（代序） （第21-24页）

•说到底，任何自我都无法彻底成为他者，只是在与他者的交往中，叠加了他者的影子，成为随行着复数影子的自我。在趋向中心的翻译中，巴黎没有成为罗马，纽约没有成为巴黎，北京也没有成为纽约。翻译，应该是一个敞开、变形、转化的过程，甚至是一个消解中心的过程，一切源于一门语言及其文明试图理解自己、成为自己的欲念。翻译的深处有着试图在变形中寻求可能生活从而与生活和解的愿望。

•翻译，让母语流动起来，逡巡于边界而生机盎然。流动的开阔的存在才能承受盈余的事物。正如莎士比亚在第135首十四行诗中写的：“大海，全是水，仍然把雨承受下来。”而清浅的池塘或细小的河流会在暴雨中决堤。海洋在接纳中释放，在释放中接纳。

•话说回来，为什么我当年不喜欢书写江南乡村和城镇的生活？因为我觉得那份生活太切身了，是窒息着我的日常生活，并不能提供我对世界别样的想象？其实，主要不是江南城镇和乡村生活的贫乏，而是我当时的理解力的孱弱，理解力的孱弱又源于语言的迟钝和表达的凝固。我缺少倾听和观看，尤其缺少阅读，因而没有能力去理解江南小镇的当下生活之中隐藏着的可能的形式。因此，就一味想着越界和逃离。 

•多年后，我遇见了但丁在《地狱篇》第二歌里的句子：“人海波澜，不下于大洋的狂风怒涛呀！”（王维克译）许许多多的人有着惊人的波澜。我终于发现，我渴望波澜和狂风怒涛，渴望置身于他人的波澜，从而安放躁动不安的自己。那么，倘若我是死水一潭，怎能呼应他人的波澜，承受他人的风涛？

二、《大海，全是水，仍然把雨承受下来》（代序） （第23-24页）

•那么，写作，之于我，到底是什么？写作只是如实写下自己经历了的生活？还是去重新构造自己、改变自己？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生活着当下的生活？

•胡桑是我的笔名，谐音于湖桑，后者是我老家湖州的一个桑树品种。家里的房子后面生长着一大片浩瀚的桑树林。我曾经一直漫游其中。我在大学时开始使用这个笔名，漫游在异乡，我却与自己的故乡和解了。我不想只生活在原名里。笔名是生活的增补和溢出。这种方式类似于写作。写作始于一次分神、忘我、偏移、构造。无可奈何的是，这又会被误解为一种试图逃离、甚至缺失了责任的写作。但是这个笔名还有一层意思，我想要去转化当下的生活，而不是逃离。因为我保留了我的姓，这是我与亲人、生活、故乡、土地的联系。

•大卫·格罗斯曼（David Grossman）曾在一个访谈中说过：“写作是我理解人生的一种好方式。只有写作，我才能理解人生。通过写作来理解自己和家人所经历的不幸。通过写作正确地了解生存境况。在写作时，很多事情变得清晰了，越写越觉得写作确实是应对失落、毁灭与生存的最好方式。”通过写作，我理解了自己和他人。那些幸运的、不幸的记忆都可以在写作里溶解而焕发出如梦似幻的氤氲，让我激动不已，又恍惚迷恋。不过，最终我收到了明亮日子的邀请。

三、《超现实的相遇》 （第32-34页） 

•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命运，也是当代小说的命运。正如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贡所言，在当代，小说是一门“被贬低的艺术”。小说被贬低的命运与整个艺术的命运休戚相关。在这个技术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，不仅存在被遗忘，能够照亮生活世界的小说也被贬低、被驱逐。世界迎来了自己的黑夜。如何穿越这个黑夜？唯有通过与艺术的相遇，“超现实的相遇”：与日常生活的平庸性相遇，与形而上的忧虑相遇，与世界破碎之前先人的亲密生活方式相遇。具体到小说这门艺术里，是让梦与现实相遇，让拉伯雷以来的所有传统相遇。昆德拉渴望的是，世界在奇特的相遇中轻盈起飞，回归自由。 

•相遇，并不是简单的并置，不是双方的妥协和苟合，也不是最终的一体化，不是对信念的幼稚忠诚，一旦相遇，双方的中间地带会产生一个奇妙的存在场域，这是一种友谊，一种“唯一的美德”。《相遇》一书的封面是两个体态生动的人伸开手臂试图拥抱对方，他们渴望一次真正的相遇。这幅漫画是昆德拉亲手创作的。在《敌意和友谊》中，昆德拉提起自己特别喜欢一张照片，那是法国诗人勒内·夏尔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拍摄于“二战”后的照片。夏尔走在海德格尔的身旁。一个因参加过反抗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而受赞扬，一个因曾经对纳粹主义表示认同而受到诋毁。照片上，可以看到他们的背影。他们都戴着帽子，一个高，一个矮，平静地走着。他们的并肩行走，一种“奇特的相遇”。在昆德拉看来，“相遇”是一种“友谊”。他们的中间地带是“存在”，“存在”诞生于双方的相遇，而不是敌对与割据。面对这样一张照片，也许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昆德拉所谓的艺术任务——“对存在的探测”。

四、《在“准”的国度》 （第64-67页） 

•个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辨认，会与世界的权力法则产生矛盾和错位。男人在这一冲突中，可以继续做一个任性的男孩。女人在这一冲突中，只能去成为一个不正常的人。这就是一个社会本身的非理性之处。女人，应该可以继续成为女孩，这是一个伦理性的时刻。伍尔夫笔下的女人——“达洛卫夫人”（Mrs.Dalloway）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伦理时刻。她沉浸在绵远的记忆里，不正是试图唤醒身上的女孩——“克拉丽莎”？

•一个女人，不想成为女人，拒绝成为贤妻良母，那么她应该如何去爱？阿兰·巴迪欧在《真正的生活》中区分了四种传统女性的形象——女仆（Domestique）、女妖精（Séductrice）、情人（Amoureuse）和圣女（Sainte）。女仆是家庭主妇-母亲的形象，充满了对家庭的爱。女妖精则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女人，甚至声名狼藉的女人，其更极端的形式就是妓女。母亲和妓女之间相互对立。女妖精如果远离了欲望则是情人-爱恋者。情人背负着爱情的梦幻。女妖精体现了不纯的爱情，是欲望的化身，情人则体现了纯洁的爱情，是爱情本身的化身，并且不用成为家庭主妇。爱如果更加纯粹，提升为崇高的爱，恋人就成为了圣女。

•那么，《送奶工》的叙述者并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女人。剩下的出路就是，要么如佩吉那样去爱上帝，成为圣女，彻底不爱男人。要么成为女妖精，将爱发展到欲望、疯狂、暴烈、畸形的状态——这恰恰就是社区对她的误解。要么成为纯粹的情人，将自己交付给爱本身，而拒绝道德规训意义上的爱，也不信任放任自流的过度的爱——叙述者与准男友之间的“准”的关系中是不是将自己塑形为了“情人-爱恋者”？在共同体看来，叙述者的“走路看书”是一个出格的疯狂行为，因此她是一个女妖精。其实，她一直在试图成为拥有纯粹的爱情的人。这是女人把握自身命运的伦理时刻，这是对健全的、理性的、权力的社会的解构，女人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，她们需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展开，自己决定自己身体的使用，自己决定自己精神的安放，以期获得相互解放的爱。

•一个人，尤其是女人，想要成为自己，需要去尽情释放属于自己的生命力量，而不是克制自己的生命力量——通过克制与社会的法则妥协已经不是年轻人了。对于作为“中间女儿”的叙述者来说，女孩只有一种未来吗——成为妻子和母亲，贤妻良母？一个女人，应该可以成为女人也可以继续成为女孩，活在一条开放的边界上。

五、《在清晨醒来》（第223-224,245-247）

•一个人的生命是在对技艺的获得中展开的。在生命的展开中，力求完满，这是人的宿命。人人各异的能力塑造了不同的完美，这似乎也是宿命。能力，却可以在人身上获得、发展和改变，这大概是对宿命的抵抗。亚里士多德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开篇就说：“每种技艺和研究，同样地，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，都以某种善为目的。”他所谓的善指向人性的完满或幸福（εὐδαιμονία）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，人有三种生活：动物般的享乐生活，具有政治性的共同体生活，追寻自由的沉思生活。只是，一旦求索人性完满的技艺蜕变为单纯的知识甚至技术，人的三种生活都会变形、扭曲甚至反过来对人进行奴役，人存在于世的意义就会被悬置以至于枯竭。这么看来，在技术昌盛转而奴役人的时代，诗人转入对自然的书写，并非只是受到了田园牧歌的诱惑，而是对人的未来在进行积极的选择和想象。玛丽·奥利弗就是这样一个诗人，和弗罗斯特、加里·施耐德、露易丝·格利克一样，她是在寻求别样道路的诗人。

•奥利弗诗歌中一直有着对超验世界的敬畏。“光”对奥利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物。她在1990年出版了一本诗集，就叫做《光之屋》（House of Light）。整个屋子充满了光，也就充满了幸福，一种超验的幸福。《我为何早早醒来》第二节里追寻了“光”的超验来源：

最好的传教士，

    可爱的星，正是你

    在宇宙中的存在，

    使我们远离永恒的黑暗，

    用温暖的抚触安慰我们，

    用光之手拥抱我们——

    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

哦，寂寂温和的十月清晨，

    让今天的时光慢慢展开。

    让今天对我们显得不那么短暂。